实习那一年的中途，我暂停了一周，坐飞机去格林纳达，和四个朋友参加了一次航海旅程。我们登上了两艘帆船，驶向了格林纳达以北四英里处的龙德岛。那里的珊瑚礁为自由潜水提供了极佳的体验。
这趟旅程前的几个月中，我督促自己努力锻炼。在健身房，我练习了自认为是自由潜水中的必备技能：闭气和游泳。我下载了一个帮助改善呼吸技巧的闭气训练软件（ApneaTrainer）。我的妻子给我买了一个智能手表，来记录我游泳的圈数。
但在格林纳达的第一天，我就意识到我的训练还不够。我绑好了脚蹼，带上了潜水刀、潜水镜和呼吸管，然后下潜。在计时器的滴答声中，我徘徊在水下十米左右的深度。经过海水过滤后的光线在陌生的环境中投下了阴影。清凉的海水使我的皮肤有些不适。鱼群在我身边好奇地游动时，我正警惕地盯着一条饥饿的梭鱼，很明显，我并没有精力观赏水下的美景。
我潜水后还不到一分钟，大脑的血液就开始往上涌，膈肌也开始抽搐。我随即浮出了水面，感到有些沮丧（和尴尬）。我想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是已经为此做过训练了吗？
那晚喝啤酒时，我抱怨自己的游泳和闭气训练对自由潜水的帮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这需要大量的练习。”我的同伴鼓励我说，“你会摸索到它的窍门的。”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的自由潜水技能的确有了进步——我潜得更深了，在水下待的时间也更长了，仿佛我的肌肉变得更强壮了，或是我的肺变大了。但这说不通：肌肉和肺在短短一周内不可能改变太多。所以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呢？对这个答案的追寻揭露出我是个潜在的身心二元论者（即认为身体和心灵是对立的），还让我对大脑的深度有了新的认识和敬畏。
关于自由潜水的咨询
格林纳达之旅的几个月后，我给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AIDA）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自由潜水的训练过程。AIDA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FeliceMastroleo给了我答复。
Mastroleo既是一个科学家，又是一个冒险爱好者，最初他在他的祖国意大利的海岸边开始自由潜水。他是一名兼职的自由潜水教练，主职工作是研究细菌如何在国际空间站生存。通过Skype（我在温哥华，他在布鲁塞尔），我讲述了我第一次乏善可陈的自由潜水经历，以及我如何在那一周的时间里取得了进步，并向他请教他如何培训学生们。
“这完全是呼吸方式的问题。学生们经常只用胸腔呼吸，这样的呼吸并不深。我教他们用两步呼吸法：先用腹部，再用胸腔。专注于呼气来降低心率…做完这些后，我再下水。”
我用闭气训练软件（ApneaTrainerapp）也做过呼吸练习，但Mastroleo形容这个过程的方式（“专注于呼气来降低心率”）提到了一种额外的、精神层面的训练。我说，这听起来很像是我教患者做的正念练习，吸气，缓缓地吐出，吸气，缓缓地吐出。他轻笑着说，“我猜是这样。”
他告诉我，放松是潜水成功的关键。他也会刻意在学生中培养这种情绪：“首先是你对学生讲话的方式。你要比他们更放松，你本人要完全放松下来。”
Mastroleo提到的第一个经验着重于沉静的呼吸，他的状态看起来明显很放松，这让我感到惊讶。如果我们的格林纳达之行有个主题曲的话，那将会是斯坦·罗杰斯的《船夫号子》（SeaChantey），或是摇滚乐团AC/DC的《雷霆万钧》（Thunderstruck）。但Mastroleo想要的却是《月光》（ClairedeLune）。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精彩经历（他刚从克罗地亚回来）和科学研究让我大开眼界。我很好奇其他的潜水教练是如何训练他们的学员的，因此Mastroleo建议我打电话给他的指导者，撒丁岛的自由潜水者UmbertoPelizzari。
Pelizzari获得了两次国际自由潜水竞赛的世界冠军。对有些人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自由潜水者之一。Pelizzari——以及他和他的老朋友，古巴自由潜水冠军FranciscoFerreras的竞争——成为了年IMAX纪录片《极度下潜》的主题。（影迷们：你们或许还会对Pelizzari的潜水指导者JacquesMayol感兴趣，他和意大利潜水者EnzoMaiorca的竞争在另一部经典影片《碧海蓝天》里有精彩展现。）
Pelizzari写了很多关于自由潜水的书，并在世界各地穿行，为各地富有勇气和财力的人进行现场教学。鉴于他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自由潜水者，我本来期待Pelizzari会给我一套严格的训练方案，比如：1）早饭前先游十千米；2）每小时闭气五分钟；3）海藻和无花果的食谱；诸如此类。所以当我问他有什么建议时，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不假思索地说：“哦，自由潜水讲究的是精神，而非技巧。第一步不是训练，而是要消除我们在水中本能地犯的错误。”
在穿上潜水服之前，Pelizzari先让他的学生们在水里嬉戏玩闹。他希望他们能在水中自然地移动，产生直觉的舒适感。只有当学生感到舒适后，Pelizzari才会开始安排具体的、简单的练习，比如在水里踢腿，刚开始不带脚蹼练习，然后再带上脚蹼练习。
《极度下潜》里有一幕是Pelizzari在练习瑜伽调息，这是一种专注于呼吸的冥想技巧。他帮助学生们控制他们的呼吸。“我也会让大家想象一场音乐会或是一首轻松的歌来帮助占据他们的思绪。”Pelizzari认为这些精神“体操”对自由潜水来说和正确的踢腿一样重要，它们能帮助人们感受到自己可以自如地存在于一个他们充其量是游客的环境中。
我之后明白，这种对精神和感受训练的重视不是因为自由潜水运动吸引的是易神经过敏的游泳者，这完全是生理学上的训练。
正念——还是大脑的专注?
和Mastroleo还有Pelizzari交谈后不久，我接到了一个来自BlaiseAguirre博士的电话。在过去的十年里，Aguirre就职于附属于哈医院，并且一直担任青少年辩证行为治疗项目（3East项目）的医学主管。他打电话来聊关于我曾发表于《环球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质疑了我们谈论情绪时所使用的语言。Aguirre刚结束了一段时长一个月的旋风之旅。期间他去了南美、非洲和欧洲，并在这些地方做了关于正念训练的讲座，探讨对个人情绪的理解和控制。他曾写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和文章。看起来，他很适合解答我的疑问。
因此，我讲述了我的自由潜水经历，以及我从Mastroleo和Pelizzari那里学到的关于呼吸控制和正念的知识，很好奇接下来Aguirre会讲些什么。
他解释道，有很多种正念训练的方式，有一种方式可能是在自由潜水时专注于你的鼻尖、呼吸或踢腿动作。通过想象一场音乐会或是一个放松的场合，Aguirre解释道，Pelizzari使用了一种认知行为疗法的技巧，叫分心。
举个分心的例子，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使用过一种治疗失眠的方法，在他的书中有一章有着非常康德式的标题“论人类心灵的力量，仅通过坚定的决心来控制病态的感受”，文中描述道：
“...对失眠失去耐心后，我随即求助于我的斯多葛派方法，强行将我的思绪固定在某个我随机选择的中性对象上（比如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著作家），这个名字包含了许多有关他的思想），从而把我的注意力从入睡困难的感觉转移到其他地方。结果是，入睡困难的感觉变得迟钝，甚至很快就被睡意压倒...我每次重复这个过程时，都能得到同样好的效果...”。
康德的方法具有临床应用价值，并且，我承认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半神——凌晨两点钟在床上因失眠而翻来覆去的形象让我幸灾乐祸地笑了。在一项对76个临床抑郁症患者的调查中，分心的技巧帮助他们转变了消极情绪。看来，养成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一个中性对象的习惯能够改善心情，帮助患者们度过那些不愉快、胡思乱想的时刻。
这些德国的实验意味着，思想——无论它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中立的——和任何程序一样，都是一个需要大脑付出努力的过程。通过让大脑的机制参与到不停地想象“西塞罗，西塞罗，西塞罗”这种中性的任务中，我们转移了注意力的设定，从而重新分配我们的神经处理器。
和Aguirre聊天中，我终于意识到，我一直在用心灵-身体二元论的角度来看待“自由潜水训练”。在我的训练中，我只重视肌肉和肺部的身体训练，而没有考虑到我在水面下十米时，我的大脑在忙着想什么。
在潜水过程中，大脑会探测到危险的信号——你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并被颈动脉的化学感受器感知到；你每下潜十米，水压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在一个陌生的、随时可能致命的环境里的情绪——这些信号会触发你的交感神经系统。这一切发生时，你的心跳就会加快，新陈代谢水平会提高，消耗氧气储备的速度也变快了。因此，Mastroleo和Pellizzari所描述的分心的技巧、呼吸练习以及刻意的、沉静的正念并不是什么僧侣式的抽象概念，而是神经生物学的具体细节。
Aguirre很热心地提醒我，“最终，这都是生物学…不同的正念练习针对不同的神经回路，从而让你自如地和它们周旋。”因为我是一个临床神经科学的学生，“这都是生物学”的观点触动了我。
所以，我在格林纳达第一次潜水的问题在于，我在水下十米处原地徘徊时，我的大脑中满是焦虑的轰鸣：“如果梭鱼咬了我的手臂怎么办？如果我在水下迷失了怎么办？”难怪我的心会砰砰地狂跳——我的胡思乱想让自己的交感神经系统变得狂乱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冷静了下来，更加专注于我所做的事情本身。脑中不再充斥着乱七八糟的想法后，我就可以有精力去探索曲折险峻的礁石。
在水下保持沉静（尤其是国际水平的自由潜水）需要不断练习，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潜水，Pelizzari在每次下潜之前还都会跑步、游泳和冥想：这项冒险需要体力和脑力。
关于作者：
丹尼尔·巴伦（DanielBarron）是耶鲁大学的长驻精神病学家。作为耶鲁大学神经科学研究训练项目的成员之一，他正在帮助研发脑疾病的生物标志物。他的网站请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