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扭转他们的印象，让他们看到美国华裔女性的直言不讳、张弛有度、勇于挑战、坚强不屈。我们可以改变法律；我们可以是站在话筒前面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成为故事的中心，那个英雄，而不仅仅是画框外的小配角。”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二层外墙是一整面可敞开的落地窗。自年起，倘若途经海德街，抬头向上看，路人能看到馆内展出的一幅长26米、高4.5米的三联壁画。壁画展示了一个卡通人物的“我曾是”——缩成一团，趴在地上默默流泪；“我是”——双手抱膝地坐着，可能充满戒备，也可能随时准备打开自己；“我将是”——富有能量，昂首挺胸，正欲自信地冲出壁画，勇敢面对世界。
香奈儿·米勒创作的壁画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
壁画的创作者是香奈儿·米勒（ChanelMiller），美国华裔女性作家、艺术家，中文名叫张小夏。年，23岁的她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遭遇性侵，该案件震惊全美。年，她出版回忆录《知晓我姓名》（KnowMyName），为全球读者所熟知。
性侵案发生后，米勒有几乎一年的时间无法对别人说出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最严重时，她一谈起它就开始哭泣。“不可否认，这件事曾对我产生巨大的冲击，但多年过去已经减弱了。”米勒说的“减弱”是指她可以在早上正常起床，为自己做一杯咖啡，跟别人聊天一小时，然后能够继续她的一天。她告诉本刊记者，她从未想过生活有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它意味着我成长了许多。”
她是香奈儿·米勒
年1月17日晚，米勒与尚在加州理工念大三的妹妹一起赴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兄弟会派对。校园距离米勒家不远，开车过去只消7分钟。她在书中记述：“斯坦福就是我的后院，我的社区，过去很多年里，父母在这里雇了好几个便宜的家教。”米勒和妹妹几乎是在斯坦福校园里长大的，在它的陪伴下，她们度过了很多难忘的美好时光。
香奈儿·米勒
兄弟会是流行于北美高校的学生社团组织，与之对应的还有姐妹会。这类学生组织强调社交属性，入会有一定门槛，比如会费或特定考核。兄弟会乐于组织各色团体活动，派对是其中常见的一种。
1月18日凌晨，两名瑞典留学生在斯坦福校园里骑车，他们发现米勒躺在垃圾箱后面的地上，布罗克·特纳（BrockAllenTurner）正在侵犯她。这位时年19岁的斯坦福大一新生是校园明星人物，曾三次获得全美高中游泳冠军，在两项自由泳竞赛中保持州纪录，并且是年伦敦奥运会美国选拔赛参赛者。留学生们注意到米勒的异样，她衣冠不整，意识全无。两人迅速将特纳控制在原地，直至警方到达。
特纳最初被指控五项罪名：强奸醉酒者、强奸无意识者、用外物性侵醉酒女性、用外物性侵无意识女性、伴随强奸意图的攻击。后来前两项强奸罪被撤销，陪审团裁定他犯有三项罪行。检方建议判处特纳六年监禁，但圣克拉拉县高级法院法官阿伦·珀斯基（AaronPersky）最终判处他六个月监禁（实际服刑仅三个月），缓刑三年。媒体报道中的特纳是斯坦福高材生、游泳健将、“正直的年轻人”，而米勒则被描述为“受害者”“派对上的醉酒女孩”“一个失去意识的女人”“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的女人”。
《偶然与想象》剧照
她不是大学生，为什么要去参加兄弟会派对？她长相如何？她为什么会喝酒？她怎么会让自己失去意识？……一连串来自公众的提问在网上不断出现。还有一些评论。“特纳完全可以找个长得更漂亮的姑娘”“我的女儿绝不会让自己置身那样的局面”“一个完美男孩怎么会做蠢事来毁掉自己的生活”……米勒想象中的义愤并不存在，当然也有零星的留言给她正面的能量。“这些话暂时使我振作起来，但它们的温暖很快就消失了。我发现人们无动于衷，对整件事略感厌恶，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遭遇类似的命运。”米勒写道。
事实上，当米勒在离家40医院里苏醒时，她对失去意识后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她是通过警察、医护人员、妹妹等身边人的反应，以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报道，逐渐拼凑出那桩有关自己的性侵案的。在医院发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信息包”里，米勒读到一本名叫《事后反应》的小册子。这份被她称作“心碎的陌生人的时间表”的东西为她描绘了一个不详的未来：0～24小时：麻木，头晕，不明的恐惧，休克；2周到6个月：健忘、疲惫、内疚、噩梦；6个月到6年或更久：孤独，记忆触发，自杀念头，无法工作，药物滥用，人际关系困难。
米勒对判决结果感到失望与愤怒。特纳的父亲竟然声称儿子被定罪为性侵者后，失去了对曾偏好的美食的兴趣，比如他不再热衷于烤制的大块里脊牛排了。“这已是足够的惩罚……裁决已经在很多方面摧毁了他以及我们全家人。”判决第二天，米勒化名埃米莉·多伊（EmilyDoe），将她在法庭上宣读的“影响声明”发布在网上，案件旋即激起众怒，帖子被阅读超过万次。CNN的一位主播在直播中朗读了整篇陈述，引发全国性辩论：美国的司法体系是否对富有的白人男性更有利？
案件判决两年后，法官珀斯基被加州选民请愿罢免。加州法律随后进行了变革，对强奸的定义扩大到任何形式的、未经双方同意的性侵。新法案还规定，当性侵受害者处于意识不清状态时，即使没有反抗，性侵者最低刑期也应当不少于三年。
“我是一名受害者。对这个词，我没有疑虑不安，只知道这就是我的全部。然而，我并不是‘布罗克·特纳的受害者’。我不是他的任何东西。我不属于他。”在《知晓我姓名》的前言里，米勒向全世界宣布了她的真实姓名。她不再是一堆标签之下的“受害者”，不是用假名迫使自己的生活与黑暗的记忆分开的“埃米莉·多伊”。她有自己的名字，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她是香奈儿·米勒。
香奈儿·米勒的著作《知晓我姓名》
重返生活
回忆录《知晓我姓名》几乎事无巨细地讲述了米勒至完稿时的人生。我们知道她生于年。她小时候很害羞。她的爸爸曾是心理治疗师，妈妈是中文作家。她有个妹妹，在她们的关系中，她承担保护者的角色。她有个男朋友，陪她度过了艰难的时光。她从小热爱艺术，艺术也最终拯救了她。我们还知道她在做出每个行动时的心理活动，她如何通过版画、旅行、潜水、喜剧表演等事务慢慢自我疗愈，她为什么有勇气写这本书……
“我想写《知晓我姓名》，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能以此提供故事的全部深度和立体感，这是它应得的。”米勒提起一个令她印象深刻的细节。庭审后，她读到一篇报道，文中说：“当她作证时，她会‘哭’。”米勒回忆，当时她看着小小的“cry”，意识到作者没能捕捉到自己在现场极大的情绪。她心想，“哭”是有很多类型的。是号啕大哭还是小声抽泣？是一滴眼泪从脸颊滑落，或者是一股鼻涕从鼻腔里失控地喷出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把我的体验和感受详细、可感地描绘出来。”
写作这样一本回忆录的过程非常艰难，米勒在我们的采访中多次谈到她的“孤独”。那时她在公众面前的名字还是埃米莉，每天若无其事地坐在办公桌前默默写作。除了担心被发现，压力还来自更多方面：“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些个人信息？人们会评论我或羞辱我。没有人能感同身受，他们会认为我疯了。”米勒把案件形容为一头野兽。起初，她害怕野兽践踏她、吃掉她。伴随时间的推移和书稿日益完成，她发现自己可以尝试驯服它，给它装上鞍，骑上它。“我现在正控制着它。它属于我。”
回忆录出版后，米勒收到了很多信件。寄件人来自不同种族，拥有迥异的生活背景，有男有女，年龄段横跨少年和92岁的老人。来信者说“我和你一样”“读这本书的感觉就像照镜子”。身处签售会现场，米勒看着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签名的人，她知道没什么好尴尬和焦虑的了，读者会带给她更多勇气。“有些人走近签售桌时会俯身对我说，她也挺过了性侵造成的创伤，但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与这些读者目光相对时，米勒觉得自己很像父亲，一名心理治疗师。
米勒小时候不知道心理治疗师是做什么的，她曾误以为父亲是个看头痛病的医生。有过亲身体验，她明白，在心理治疗的时候，人们可以面对一个不带倾向性的陌生人大声说出一些事，而不是试图把它们埋藏在心底。“把事情憋在心里是不健康的，假如有‘东西’在身体里太久，内脏就会腐烂，羞耻感会加剧，它们就像在胸腔里负重前行。”她感到父亲的职业创造了一个空间，接受他治疗的人可以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直面它、谈论它，而不是逃避它。
签售过程经常包含几次简短的“心理治疗”，米勒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倾听她们的秘密，并且让对方确信把秘密告诉她是安全的。她不会跟倾诉者说：“哦那是怎么发生的，你报案了吗？”米勒留意到，通常情况下，倘若一名女性站出来说自己被侵犯了，公众就会问：“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为什么不报警？”她发现，人们非常随意地给出建议，其实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受害者着想。“我希望公众意识到，这件事从来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我希望他们想一想，一名女性在拨通报警电话前，她为什么会犹豫不决？”在米勒看来，合理的恐惧和障碍是很多的。比如，即便去了警察局，受害者有足够的证据上法庭吗？还比如，就她个人而言，大多数警察、侦探、法官等都是男性，她感到恐惧。“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系统会保护你，但事实是，受害者不得不牺牲大量时间和精力来追查案件。这不公平。所以当有人遇到这种事却对报警感到迟疑，我们不该去敦促她，而应该想：社会及其系统能做什么来让世界更安全。”米勒说。
那么，假如不幸已经降临，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受害者？在签售会，米勒会凝视对方的眼睛，说：“很感谢你跟我分享。你仍在这里，在生活。我为你骄傲。很高兴见到你！”她认为，类似被性侵的经历可能非常孤立。多年来，她听闻了很多故事，受害者的朋友或父母因为害怕说错话，或者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而变得沉默，少部分人会与受害者保持距离。他们什么也没做。“我想告诉人们：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你所能出现在受害者面前。虽然也许你仅仅是坐在她们旁边，为她们端一杯茶。你不必解决所有问题，也不用知道问题的答案。你只需要让她们知道你在关心，将在未来痛苦的旅程中与她们肩并肩。”
回忆录将米勒带到了意料之外的彼岸，她正在与更多有相似命运的人建立联系，她将此视作一份恩惠。写作与艺术，两个米勒从小就拥有的兴趣在人生的至暗时刻拯救了她。“即便在他人试图摧毁我的时刻，我知道自己依然有能力创造新的东西。尽管身处深渊，我还是可以创造美。”米勒记得，在法庭里，白墙上空空如也，但她在笔记上画了一朵小花。桌面上原本只有一张无聊的白纸，但可爱的小图像出现了，艺术让她能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做点儿什么。
前不久，米勒刚签了份合同，为8～12岁的孩子写两本虚构作品并绘制插图。有机会创作富有想象力和趣味性的新故事让她感到兴奋，但更重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担心自己会永远被视作一起著名案件的受害者。她害怕“受害者”成为她的标签，封存她的身份。她认为只要人们在网页上搜索她的名字，性侵案将是他们唯一会看到的东西。“现在我知道我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做，而且我发现公众在期待我接下来的创作。我想向其他幸存者表明，我们的生活在继续，它可以是多姿多彩的。我们能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人。”
我告诉米勒，她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获得了豆瓣9.1分的高评分。“这也是我站出来的原因之一。”米勒说，在法庭上，人们恐怕低估了她，对她产生了说话温和、容易被打垮的印象。“我想扭转他们的印象，让他们看到美国华裔女性的直言不讳、张弛有度、勇于挑战、坚强不屈。我们可以改变法律；我们可以是站在话筒前面的那个人；我们可以成为故事的中心，那个英雄，而不仅仅是画框外的小配角。”
成长教育
《知晓我姓名》作为香奈儿·米勒的回忆录，以她的个人视角讲述了一个成长故事。现在，我想跟你分享故事的另一种视角，来自张慈，米勒的母亲。
“我是作家、纪录片制作人，然后才是香奈儿的妈妈。”张慈向我解释，之所以这样排序，是因为米勒的外祖母在世时总称自己为“医生”，然后才牵着张慈的手说：“这是我家小妹。”“我们这一代女性，总是把自己的独立性看得很重要，我希望我的女儿也一样。”张慈说。
离开中国前，张慈已经是中国作协会员了，在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里，我们可以了解她早年间的故事。到美国后，为了生存，张慈当过保姆，在面包店、干洗店、酒吧、花店、服装店、裱画店工作过，做过传销，从事过老师、翻译、房地产经纪人、YMCA健身教练等职业。“在挣扎求生的工作中，我还有一个最强的工作——当妈妈，14种工作中我唯一没有放弃的。我的两件作品，就是我的两个女儿。”
香奈儿·米勒是张慈的大女儿。她的书被翻译成18国语言，荷兰还为此改编了一部芭蕾舞剧。疫情期间，香奈儿因反抗社会对亚裔的仇视，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小女儿蒂菲（张小商）是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同时是洛杉矶一家动物庇护所的负责人，为保护动物持续做出努力。年，旧金山的一家杂志社将张慈评为全美十位杰出母亲之一。
香奈儿·米勒（右二）一家
香奈儿告诉我，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她最钦佩的人。她25岁到美国，怀揣42美元，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对待生活，她永远大胆自信且充满热情。“你知道吗？在法庭上，我知道庭审中最可怕的时刻也无法击垮我，因为我有一位坚韧的中国母亲。她对抗过很多困境，我确信我也可以。”
香奈儿在书中记述，把被性侵的遭遇告知父母之前，她进行过漫长的心理斗争。当她终于决定面对父母，将事情说出来，她对母亲反应的描述只有一句话：“她紧紧地抱住我，一条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身体，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轻声说：‘妈妈没有生气，妈妈只是吓到了。’”
张慈回忆，知晓事件的当晚，她和丈夫躺在床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轮流去香奈儿的房间看她，防止她做出不理智的事。“如果我说山崩地裂，那肯定是假的。火山爆发和大地震，在宇宙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如果我说，我和孩子的爸爸在知道这个惨案后，我们无言以对，抱头痛哭，这肯定也是假的。事实是，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我已经死了。”
第一次去法庭的路上，张慈和丈夫讨论过很多问题：如果犯罪的是一个黑人，或者一个墨西哥清洁工，大众会在意吗？媒体会大张旗鼓地报道吗？如果没有两个瑞典留学生作证，香奈儿的案件会胜诉吗？……他们都没有答案。她认为，人们关心此案，因为罪犯是白人、男人、名校生、游泳明星。她了解到，绝大多数性侵案都会败诉，因为难以取证、没有证人。
有一次听证会推迟了，香奈儿没有退掉机票，她飞回了家。延迟开庭不仅折磨着香奈儿和作为证人的妹妹，也折磨着张慈。“母亲的职责就是保护孩子，女儿出事的时候我却不在她身边，这种自责天天撕咬着我的心。”每次开庭前，张慈都忐忑不安，尽管她相信还有第二次机会，香奈儿可以涅槃重生，但她对美国法庭非常陌生，也没有发言权，特纳全家都无视他们。“事实也证明，法官庇护犯罪人，律师扭曲事实，判决不公正，都发生在这里。”
某回出庭，丈夫不让张慈出席，因为依照程序，那次要展示照片，他大约担心张慈在法庭上崩溃。这是她唯一的一次缺席。“事后有人告诉我，我的女儿在那些放大的照片上就像一具尸体被扔到垃圾堆上又掉下来。这种形容戳碎了我的心。”张慈情不自禁地想，若不是留学生发现了香奈儿，在1月中旬，一年中最冷的夜里，昏迷不醒、衣不蔽体的女儿可能会被犯罪人扔在垃圾箱后面活活冻死。
《无声》剧照
由于此前经历的种种，当香奈儿计划写本书，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与外貌时，张慈有过深切的担忧。“美国是个太自由的国家。如果有人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可能会对法官被罢免不满而报复她。她的人身安全是我最担心的。”最终选择公开是香奈儿自己的决定。“她定义了勇敢。”张慈说。
实际上，过去几年间，张慈曾多次受到美国媒体的采访邀约，她都拒绝了。“我之所以愿意接受你的采访，是希望借这个机会，以点滴之力，改变社会对女性受害者的指责和偏见。中国女性应该获得更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