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byBrittneyButleonUnsplash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2月号
圣路易斯：梦的纪念
钱佳楠
1今年四月，新冠疫情正在美国发酵，我却在写一系列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分手信”，这类信在美国被叫做“致亲爱的约翰”（DearJohnletter），其主要目的在于礼貌而友好地说再见。我写了三封信：一封给导师，一封给系主任，还有一封给慷慨授予我奖学金的麦道国际学者基金会。我决定转去南加大的文学与创意写作博士项目。种种复杂因素的叠加促成了这一“叛逃”行为：我第一学期的彻底不适应，我对目前的项目抱有过于罗曼蒂克的憧憬，再加上一段夭折的爱情。
巧合的是，几乎所有人的回复中都有这么一句：“我理解。洛杉矶会是个更激动人心的地方。”
我久久地注视着电脑屏幕上“我理解”三个字，反复咀嚼其中的反讽意味。我在上海长大，也去过洛杉矶，大城市绝非我离开的原因。但很快，我就明白过来，这句回复也是他们的“致亲爱的约翰”，找一个最无伤大雅的理由，好让双方都有台阶下。
这个无伤大雅的理由符合如今圣路易斯的“自知之明”：它是座小城，要比洛杉矶低好几个等级，无怪乎留不住人。但或许我的老师们不知道，我是喜欢这座城的，喜欢它“自卑”表面下潜藏的落寞和不甘。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用“呼愁”来形容伊斯坦布尔散发出的失落感，帕慕克的家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曾是全世界的中心，富丽堂皇，车水马龙，而今，每个伊斯坦布尔人都在“呼愁”：提着购物袋回家的父亲们，勉强度日的老书商，生意萧条的理发师，总是等不到公交车的蒙面妇女……帕慕克说，这就像他小时候透着充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的感受，曾经的辉煌已成废墟，但因为隔着时间和幻想的距离（“水汽”和“玻璃”），隐约还闪现着一种朦胧之美。
圣路易斯散发着类似的惆怅，但是又有不同。它从没有真正成为美国或世界的中心，但就像登楼摘月的孩子，他曾经爬得这么高，高到以为伸手就可以够到月亮，结果一脚踩空，从此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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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回国宣传新书，从武汉到长沙的高铁上，和邻座的姑娘聊天，她说：我有不少朋友在华盛顿大学念书，我们觉得圣路易斯大致相当于中国的石家庄。我拿捏着话里的意思，知道她指的是圣路易斯对于其所在的密苏里州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城，但是放到全国范围，充其量是个三线城市。所以，带着这种印象的我第一次来到校园，竟然在距离运动馆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座静静伫立的奥运五环雕塑，雕塑下附有一行小字：年夏季奥运会在此举行。两周后，我去附近的森林公园散步，竟然在市立美术馆的人工湖旁发现了另一块牌子：年世博会旧址。
也就是说，曾几何时，这座城是年的北京，是年的上海。
事实上，它昔日的梦想就藏在“华盛顿大学”这个看似寻常的校名里。
疫情期间，我在国内的朋友要么忧心忡忡地问我：“你在西雅图还好吗？”或者“华盛顿特区的情况怎么样？”这种误解很合理，西雅图是华盛顿州的第一大城市，华盛顿特区则是美国的首都，两个地名本身就带“华盛顿”三字，且各有一所著名的华盛顿大学。被他们这么一问，我才奇怪，为什么圣路易斯这样一座中西部城市会出现一所向美国国父致敬的学校呢？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版本的解释。官方解释在维基百科上：威廉·格林立夫·艾略特牧师（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祖父）于年创办这所学校，校章通过的那天恰逢乔治·华盛顿的生日。但我感觉事情不这么简单，于是翻看了艾略特牧师的媳妇夏洛特（也就是诗人艾略特的母亲）为公公撰写的回忆录，里面透露出牧师对这座城寄予的厚望：当时美国的西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美国的领土硬生生地增加了一倍。年，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给美国；年，美墨战争以墨西哥落败收场，墨西哥把大片国土廉价“卖”给美国，算到华盛顿大学建校的那年，美国的国境线已经伸展至太平洋沿岸。在艾略特牧师看来，“圣路易斯极有可能会成为西进走廊上最大且影响最广的城市，这样的大城需要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以满足其智识、道德、信仰等方面的需要。”民间还流传着更直白的说法，艾略特神父和当时圣路易斯的精英相信，这座城很可能会取代华盛顿特区成为新的首都，新都城再建一所新大学，理应以国父命名。
今天看来，曾经的“痴心妄想”注定贻笑千古。但是，时间倒回19世纪，这种期待合情合理。按照美国当时的版图，圣路易斯正好位于全国的腹心，不仅是东西的中心，也是南北的中心。在年至年，这座城是全美第四大城市，仅次于纽约、费城和芝加哥。
并且，在当时的圣路易斯看来，老三的宝座本来就应该是它的，芝加哥不过是个来路不明的野孩子。早在18世纪末，两位法国皮草商就在圣路易斯建城，“圣路易斯”这个名字来自中世纪唯一被封圣的法王路易九世。自此之后，这座城一直是重要的皮草交易地，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圣路易斯的身份是路易斯安那首府。
按照同样的标准，芝加哥没有显赫的“出身”。18世纪前，这里是伯塔瓦托米印第安人的世居地，成片成片的田野。“芝加哥”这个名称源自法语对土著语言的转写，指的是一种洋葱的近缘种。年，美国*府和当地的原住民签订协议，要求他们出让土地，这个协定的名字还叫“圣路易斯协定”。芝加哥要到年才成立镇*府，到年才成为芝加哥市。
城市的兴起仰赖于贸易，而贸易则仰赖于交通。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正是内河运输和蒸汽船的天下，从这个角度看，圣路易斯相比芝加哥而言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座港口城市是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的交汇处，而且因为处于密西西比河水流宽广的中游，再往北，河道变狭，河水变浅，大型船只容易搁浅。年，蒸汽船正式通航之后，这座城迎来了它的*金时代：大宗货物必须从这座港口运抵新奥尔良再通过海运抵达美国东岸和欧洲。
但是事情就是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调转。
正因为芝加哥处于密西西比河北部的支流河网，虽然水道密集，但毕竟和其他城市之间的距离过于曲折了，这先天的不足必须借助后天的努力补足，年竣工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让芝加哥的指尖一下子就触碰到了五大湖地区。运河还在建的时候，投机商人就开肆翻炒芝加哥的地价，吸引了大批投资客和做着发财梦的冒险家。这种投资当然有着高风险，如果土地价值飙升的背后是泡沫，投机者注定血本无归。但芝加哥没有成为泡沫，运河建成之后，芝加哥以便捷的交通收获了伊利诺伊州的煤矿和五大湖区的铁矿，这是它日后成为钢铁业巨头的基础。而且，也正因为修建运河让*客、商人、冒险家都尝到了暴利的甜头，年运河竣工的同年，芝加哥的首条铁路开始修建，再过十年，这座城将成为连接美国东西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圣路易斯还吃着坐拥密西西比河的老本。这里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故事，但却是垄断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面。在蒸汽船的*金年代，沟通圣路易斯和对岸的东圣路易（属伊利诺伊州）的密西西比河段由威金斯轮渡公司（WigginsFerryCompany）全权控制。当贸易运输方式从河运转向铁路运输的时候，尴尬的一幕发生了。连通西部的铁路的终点站是位于密苏里州的大城圣路易斯，而连接的东部和北部的铁路则抵达密西西比河对岸的新兴小城：东圣路易（EastSt.Louis）。如果火车要从圣路易斯通往东圣路易，必须要由威金斯轮渡公司的蒸汽船一截一截驮过河，可以想像有多么不便。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要在密西西比河上造铁路桥，然而，想把一切利益紧紧拽在自己手里的威金斯轮渡公司也做好了防备：它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地位影响立法，不是说不准在密西西比河上造桥，但是如果造桥，必须符合它定下的苛刻条件，比如说，如果造的是一座吊桥，必须至少有两个宽约一百英尺的开合口，好让蒸汽船通过；再比如说，无论造什么桥，成本不得超过一百万美金。放到19世纪中叶，这些条款等于把一切造桥的可能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之后不少学者认为，没有在这个关键点造桥的圣路易斯几乎已经输掉了与芝加哥的竞争。当蒸汽船还在奋力运送火车车厢的时候，芝加哥已经建好了完整的铁路网，巩固了和东岸大哥纽约和二哥费城的友谊。
不过，当时的圣路易斯仍有足够的自信奋力一搏，于是就有了年动工的伊兹大桥（Eads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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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美唯一一座以工程师名字命名的桥梁。詹姆斯·布坎南·伊兹（JamesBuchananEads）完全符合美国梦的经典叙事。
他十三岁那年和家人坐蒸汽船从印第安纳州来到圣路易斯。船在航行的最后阶段着了火，伊兹一家不仅失去了所有财产，而且还必须通过游泳的方式来到新的家园。这也让他很早就预知危险系数极高的蒸汽船终有一日要被其他交通方式所取代。来到圣路易斯没多久，伊兹的父亲生意失败，他狠心地抛妻弃子，独自北上，十三岁的伊兹不得不辍学打工以帮补家用。他在街上卖过苹果，到十四岁那年，他在巴雷特·威廉斯的干货店里得到第一份工作。威廉斯后来说起他对伊兹的第一印象：这孩子的眼睛看得很深，似乎要看透世间万物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欣赏这个年轻人，威廉斯允许伊兹放工后到自己的书房里借书，看书，伊兹就是在那间杂货铺的小阁楼里自学了物理，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的。威廉斯晚年经济状况出现问题时，伊兹出钱给他养老。
十七岁那年，伊兹的母亲和妹妹迁居到河的上游，他选择留在圣路易斯，在货运船上打工。亲历并目睹无数船难的他很快动了一个念头：造一条打捞船，帮船难的幸存者找寻失物。
打捞船在当时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连通圣路易斯和东圣路易的这段密西西比河水势汹涌，泥沙俱下，险象环生。但是伊兹深知这条河的暴虐，他刚来时就尝过它的滋味儿。二十二岁那年，他画出了一张打捞船的设计图，在他之后的人生，他都会用此条金律反复勉励自己：“只要数字是对的，就不可能失败。”他穿上自己唯一的一套西装，走进圣路易斯两个船业大亨的办公室，跟他们说：“我可以给你们设计一条打捞船，但是你们必须出资，而且让我成为你们的合伙人。”
两个大亨惊讶之余，钦佩这个年轻人的见识和勇气，答应了。
打捞船是伊兹发家的生意，但是这些钱也是靠命拿回来的。伊兹设计了一种“潜水钟”（divingbell），就是用一只四十加仑的酒桶把船员放到水下去取回失物，刚建造完的时候，没有船员愿意下水送死，潜水的工作多是伊兹自己完成，也是因为这样，在日后建造大桥的时候，他很清楚，肉眼看到的河底不是真正的河床，因为伊兹吃过“假河床”的亏。
美国内战的时候，伊兹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给联邦*建造了七艘炮艇，以此和联邦*总司令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缔结了深厚的私人交情。内战结束的年，芝加哥已经成了新兴的铁路枢纽，伊兹和圣路易斯的所有精英一样不服气，他知道威金斯渡轮公司施加的苛刻条款，也知道之前在密西西比河的其他流域，发生过不少桥梁垮塌事故，但是他向圣路易斯市府提出：自己有能力造出一座“只要人类还在，它就屹立不倒”的跨河大桥。而此时，这位自学成才的土木工程师还从来没有造过一座桥。
面对威金斯渡轮公司的敌意，他和圣路易斯的精英们通过影响舆论的方式改变当地人对桥梁的观念：这座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垄断公司是在暗中压制圣路易斯的发展，以巩固芝加哥的老三宝座。这样一来，圣路易斯着急了，几度派伊兹去伊利诺伊和威金斯渡轮公司谈判以松动造桥的限制。
谈判的结果是：桥可以造，但是必须保障蒸汽船全年无阻的通行，而且造价不得高于一百万美金，多出部分圣路易斯得自己想办法。
伊兹动用很多私人关系凑钱，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匹兹堡的钢铁大亨卡耐基。卡耐基后来回忆说，任何心智健全的人跟这家伙（伊兹）进到一个房间，出来的时候都会答应他提出的所有疯狂计划。
作为工程师，伊兹最重要的功课是要解决安全性的问题。他把年轻时候造打捞船时的经验拿出来提醒自己：只要数字是对的，就不可能失败。他建造了气压沉箱（pneumaticcaisson），因为东圣路易那边的河床要比圣路易斯这边低一百英尺，伊兹的必须把“箱”沉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在上面筑“墩”。他在沉箱里建造了旋转楼梯，让工人可以走到底部，但是，当时的人对深水的气压了解不足，有十四个工人上来后都肌肉抽搐，即刻丧命。这种病在今天被称为“减压症”或“潜水症”，是人体因周遭环境压力急速降低时所导致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伊兹没有这种医学解释，他能给出的建议只有两条：一、减少工人水下作业的时间；二、要求工人上来时步伐放缓。两条建议都是有效的。
年，这座钢铁拱桥终于建成，成为美国首座跨越密西西比河中下游的公铁两用大桥。伊兹在内战时结识的老友格兰特总司令主持了桥的通行典礼，据说，典礼当天，人们用一头大象来测试桥的稳固性，伊兹桥通过了“检验”。
有了这座桥之后，圣路易斯的美国梦又复苏了。在年，这个梦到达了顶点，一年举办世博会和奥运会两场国际盛事，圣路易斯的姿态很明显：它想宣告自己才是美国真正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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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的衰落和美国其他铁锈地带的故事是相仿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工需求都给隔海相望的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刺激，作为工业重镇的圣路易斯和它的对岸“仓房”东圣路易仍然繁荣，虽然这之中夹杂着很多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到年代，虽然西海岸的洛杉矶和东北部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已经崛起，但圣路易斯仍然是全美第八大城市（这时候它已经不想着赶超宿敌芝加哥了，因为芝加哥已经取代费城坐上了老二的位置）。
是在这之后，美国开始了一系列产业重组，重工业和铁路成了夕阳产业，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在东圣路易，失业的工人搬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机会，而这些人多半是尚有经济能力搬家的白人，这座城的人口结构迅速转变，黑人的占比越来越高，于是，剩下的白人也接连迁走，包括剩余的工厂主，他们把尚存的工作机会一并带走，去其他地方雇佣劳工。年代起，东圣路易的街道逐渐被黑帮占据，市*府由于缺乏税收而无法维护基础建设，这座城衰蔽到这样的程度，一部讲述曼哈顿末日的科幻电影《逃出纽约》觉得东圣路易完全符合反乌托邦的未来，并选择在此拍摄，连布景都省得搭了。今天，这座在鼎盛时期拥有八万多居民的小城只有不到二万六千人，非裔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六。近十年来，它都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没有之一。
在圣路易斯，情况没有这么糟，但是衰落也非常明显。年时，这座城的人口峰值超过八十五万，这个数字放到今天的美国也会是第十八位城市：超过西雅图，丹佛和波士顿。按照年的统计数据，圣路易斯的人口不到三十万，也就是说，它的人口流失量近百分之六十五，这个比例甚至超过了失落的汽车城底特律。
曾经的地方大财团大多被其他公司吞并或收购了，安海斯-布希（百威啤酒的生产商）与比利时的英博公司合并，如今的总部设在比利时的鲁汶，飞机制造业大亨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收购，跨国航空（TransWorldAirlines）被美国航空公司收购，西南钟通讯公司（现在已经改组归入美国第一大通讯公司ATT）把总部移到了德州的达拉斯……
因为人口的大量流失和大财团的并购或转移，*府税收锐减，和东圣路易相仿，这座城的北部存有大量的废弃建筑，我有个朋友早晨如果醒得太早就会开车去看“后人类的世界”，北圣路易斯就是他经常造访的地方，爬山虎吞噬了整栋房子，杂草蔓生，他会从此番景象中收获一种奇异的治愈感。
按照年的人口统计，如今的圣路易斯市在全美城市排行第64位，如果加上圣路易斯县，这个大城市区在美国排行第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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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年建造伊兹大桥是仍然梦想跻身全美前三的圣路易斯的奋力争取，那么，约一个世纪后竣工的圣路易斯拱门（theArch）可以说是一个近乎绝望的手势。
年代，社会活动家卢瑟·伊利·史密斯首度提出在密西西比河畔建造纪念碑的建议。那个年代，美国的前三位城市仍然是纽约，芝加哥和费城，随着公路运输的兴起，底特律成了老四，圣路易斯排第七，但应该是那个时候，圣路易斯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昔日河运大城的荣耀一去不复返了。甚至于，后代人或许不再会知晓圣路易斯曾经也风光无限，所以必须要用这座“西进运动”的纪念碑锁定这座城的历史地位。史密斯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还有更实际的考虑：“我们要用这座纪念碑来复兴河畔，振兴经济。”话甫说完，美国就陷入了大萧条。但考虑到这座纪念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罗斯福总统签署行*命令批准了建造，并给予资金和土地的支持，但之后国会缩减支出，众议院对把钱花在纪念碑上越来越犹疑，年，圣路易斯以大奖赛的方式公开征集设计方案，两年后，未来将会名声大噪的芬兰裔建筑师埃罗·沙里宁（是他选中了约恩·乌松的悉尼歌剧院设计方案）的拱门摘得头魁。和当年的伊兹不同，沙里宁出身名门，父亲也是知名的建筑师，他在密歇根长大，念的是耶鲁大学，可以看到20世纪中叶的美国已经不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粗野”了。然而，就像所有的现代建筑都会引发争议一样，《纽约时报》歌颂沙里宁的设计优雅，美丽，当地居民却戏称它是“不锈钢头箍”。这道拱门最终动工要到整整十六年之后的年，这当中牵涉了要把原本铺设在路面上的铁轨改到地下隧道，而且每一步都要为了钱而引发各方的*治博弈。最终，这道两百米高的拱门在年10月完成，因为搭不了这么高的脚手架，所以建造时是一分为二，分别一截一截往上搭，最终再把两个弧形在空中衔接起来。衔接典礼上，时任副总统休伯特·弗莱汉乘坐直升机观看，天主教牧师和犹太教拉比为建筑祈祷，一些纪录片导演暗想着最终的两个弧形接不起来，拍下仪式的整个环节。
虽然离伊兹造桥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他的金律依然准确，只要数字是对的，就不会失败。圣路易斯拱门完美拼合。然而，不知道何故，拱门迟迟未向公众开放，到了年年初，就连公关部门都不再宣布一再推迟的开幕时间，当时的圣路易斯居民可能会把不守承诺的人比作这道拱门。终于，这一年六月，拱门正式对外开放，仍然是副总统弗莱汉主持开幕仪式，可惜这一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原本预计的二十五万民众打了折扣，而且不得不被转移到游客中心，典礼后，有人看到弗莱汉弓着背，在出口处等雨转小，他好走去他的座驾。
早在罗斯福总统批准这座纪念碑的建造之时，圣路易斯方面说它可以至少提供五千个工作岗位，然而拱门并没有实现这个初衷，截止年6月，只有不到一百名工人参与建造。拱门确实激发了其他河畔建筑的改建，但是，卢瑟·伊利·史密斯脑海中一座河畔迪斯尼乐园的构想打了水漂，因为实在太贵了。
这一年在圣路易斯，但凡有朋自远方来，我都带他们去看这道拱门，也不做什么，就是瞻仰一下它的高度，然后拍张照片，作为到过这座城的标记。我当然知道这座拱门是“西半球最高的纪念碑式建筑”，知道它堪称建筑学上的奇迹，也看到兴奋的游客搭乘电车上到顶端，从牢笼一边的小方窗眺望城市全景。然而，就是在拱门旁的密西西比河畔，我感受到这座城最强烈的呼愁：伊兹大桥依然挺立，新建成的轻轨列车穿桥而过，曾经审判过著名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美国内战的导火索之一）的老法院仍然迷人，这些是百多年前的雍容。但与此同时，靠近河岸的人行道铺了不合时宜的沙子，似乎想做沙滩，但又没有做成，仿古的马车载着疲倦的旅客笃笃前行，马被扎上花束，打扮得很绚丽，但似乎不太高兴的样子。河边泊着一艘游轮，本应是提供行人歇脚的地方，但空空荡荡的，有一次周六，才四点，我和朋友想去买冰淇淋，发现店铺早就打烊了。河边另一项旅游项目是直升机，只要三十五美金，但也只有十五分钟，就是草草地往河的上空兜一圈，急急就下来。我和朋友走在河边，觉得这架频繁起落的飞机像一只闯进蚊帐却赶不走的蚊子，恼人得很。我知道我不应该，但我不禁想起芝加哥的密歇根湖畔，那儿有给居民跑步的跑道，有举行露天音乐会的台阶，还有一座圣路易斯曾经梦想拥有的游乐园：摩天轮，餐馆，冷饮车，流连忘返的孩子们。
但靠近圣路易斯的这一边至少还是宁静的，更可怕的是河对岸，放眼望去，一片毁弃的荒地，杂草丛生，只有两幢房子，一栋是*场，但门面旧得像危楼，连“*场”的英文字都已经褪色，另一栋厂房标着嘉吉公司，孤零零的，不知道是否还在使用。那儿就是曾经随着铁路开通而昙花一现的东圣路易，如今的“犯罪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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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斯人见面的问候语是：你上的是哪个中学。因为你一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对你的家境一清二楚了。
从这座城走出来的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曾公开“鄙薄”他的家乡：“圣路易斯人冷漠，势利，自满，这里等级森严，见识浅薄，我恨透了这座城。”
当然，田纳西·威廉斯有着太过不幸的童年和青年期，他的父亲酗酒、家暴，母亲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嫁到孩子们身上，以此回避自己的痛苦，他挚爱的姐姐年纪轻轻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他的弟弟之后会把他送医院的精神科，以便治疗他的酗酒和*品问题。圣路易斯的学者辩护，威廉斯不管长在哪座城，都会“恨透”那里。
我看到的是一种受伤的尊严，这座城只能通过捍卫自己严苛且保守的等级制度来葆有这种尊严，这是它唯一剩下的东西。但也是因为这种等级制度，圣路易斯是全美种族隔绝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而且这个“黑白分明”的现象似乎成了某种被默许的现实。和很多末路英雄一样，圣路易斯（尤其在拱门造完之后）深知莫提当年勇这个道理，因为提了只会显得自己更可悲。但是这股憋屈时不时会暴露出来，“呼愁”是不自觉的，就像帕慕克写的，“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照、‘呼愁’的本质。”还是说回华盛顿大学，它的本科教育在全美排名前二十，医学、社工、建筑学都是全国顶尖的，但即便如此，我在它身上也时时嗅到圣路易斯的“憋屈”。就像中国各地的名校都喜欢标榜自己是“老三”，华盛顿大学喜欢说自己是“中西部的哈佛”。我有位朋友是该校校友，已经在圣路易生活了逾三十年，几年前去加州开文学创作会，同座的作家多为西海岸土著，从没听过这所学校，朋友一急，就脱口而出：“啊，你们没听说过中西部的哈佛？”满堂哄笑。
是在最近，又去了一趟芝加哥的我忽然明白，“中西部的哈佛”这番豪言从来不是说给东海岸的那所老牌名校听的，而是面对另一所中西部名校时不可遏制的焦虑：芝加哥大学。
是的，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的角力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硝烟弥漫，火药味凝结成这座落败之城内化的疮疤。
临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开始跟这里的同学和朋友透露我要去洛杉矶了。他们不无例外也赞叹说那会是一段“激动人心”的生活的开始，一位华盛顿大学毕业，现在已经是成功商人的朋友说：“我在圣路易斯生活了十三年，但我也不想一直僵在这里。”可能是之前在爱荷华住过三年，我不太能理解大城市到底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房价这么高，生活质量必须降低，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很深，治安比圣路易斯还要差。直到几天前，我给一位洛杉矶的公寓管理员发出租房的咨询，他打来视频电话，跟我聊起他在英国开了十八年餐馆，而后到这里看大厦的经历，聊起他的三个女儿，聊起他的一位华人租户后来念了商学院，发了大财。
“来这里，”他对我说，“我把所有的故事讲给你听，你写出来去赚大钱！”
那一刻，我突然也有点为洛杉矶的新生活感到激动：圣路易斯是梦醒后的残破现实，当昔日荣耀不再，怀旧又不能的时候难免有时光停滞之感；洛杉矶这样蒸蒸日上的大城除了善于兜售梦想（多数是幻想）之外其实一无所有，但因为做梦的人都涌到那里，就生出一种自己也是大时代的一部分的虚荣感，有种微醺的幸福感。人最痛苦的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唯一的办法大概就是继续做梦，设法永远不要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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